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颜，叹息曰：宋有是人，使果用之，我安得至此。
录曰：孟子曰：无是非之铃，非人也。时沿江之策，已为下计，譬之焦头烂额，不可斯须缓者。此而为狂，无乃真丧其心乎。虽然似道非丧心者，特以迷於鸩毒，稔於贯盈，至是已非人矣。天将假郑虎臣之手，以彰卖国之恶，故不得不至此也。
《皇明名臣录》：诚意伯刘基慷慨多智，攻於天文。时寓杭，适游西湖，有异云起西北，光映水中。同游者以为庆云，分韵赋诗，公独纵饮曰：此天子气也，应在金陵。十年后，有王者起，我当辅之。太祖下金华，定括苍，公又指乾象，谓所亲曰：此天命也，岂人力能之耶。果遣使来聘。遂由间道诣金陵，陈时务十八策。会陈氏入寇，或谋以城降，或以钟山有王气，欲奔据之。公独曰：如臣之计，莫若倾府库，开至诚，以固士心。且天道后举者胜，宜伏兵伺隙击之。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，在此时也。上遂用公策，乘束风发，伏击之，斩获无算。中书省设御座，将奉小明王，公怒骂曰：彼牧坚，奉之何为。不拜，陈天命所在。上感悟，乃定征伐之计。洪都守将胡均美使其子约降，上初有难色，公自后踢所坐胡床，上意悟许之。均美遂以城降。及后，屡欲用以为相，辞曰：宰相，国之重任。譬如易柱，必得大才，然后可；若束小木为之，将速颠覆。如臣非不自知，但疾恶太深，又不耐繁剧，为之且孤大恩。上由是益重公，称为老先生而不名，又曰：吾之子房也。尝着书，恐不及见，以贻天下，后世诅意，身亲用之。故公之事业具於书，此元之所以亡也；公之书见於事业，此皇明之所以兴也。一人之用舍，有关於天下国家之重如此。
录曰：杨文懿公有言：子房之策不见词章，玄龄之文仅辫，符檄未见。擅开国之勋业，而兼传世之文章，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。世或疑其仕元，或独称其观象者，是犹訾伊尹之五就，知周公止於才艺而已。愚独以公之辞宰相不居，凿凿乎，则哲之智。世以为无踰於公，而公自视歉然，其过人远矣，非挟智任术者比也。
永乐宣德间，名臣称三杨：文贞西杨，文敏东杨，文定南杨。东杨天资明敏，有果断之才。每朝廷事，使中官来阁下议，必曰：东杨先生在否。或知不在，即回。然凡议事，未尝不逊。西杨或执以不可行者，己而卒断於东杨，灼然可行而无碍也。每秋，勅文武大臣审录重囚，自英国而下俱逊避，候二杨先生决之。西杨讯之，未尝决，至不可了，东杨一问即决，众皆叹服。时主上英武，群臣奏对，少能称旨，惟爱东阳之才，未尝一日离左右，几密谟至计，必参与焉。或大臣谋事未决，文庙不乐，至发怒，东杨一至，辄霁威，事亦随次。东杨尝语夏太常仲昭曰：吾见人臣以抗直受祸者，每深惜之大。凡事君自有体，进谏亦有方。譬若上读千文，云：天地玄红，未可便言。安知不以尝我，又安知主意云何。俟其至再，或有所询，则应之曰：臣幼读千文，云：天地玄黄，未知是否。其智大率类此。及李时勉又曰：西杨先生未仕时，与楚府教授昊由翁草逆交。由翁为余言：先生博学有智，端敏宽厚，识达事体，不矜已傲物。及居禁近，参掌机务，公平广大，宽和有则，其心专在於国家，未尝一毫私己。至於临大政，决大疑，众皆争论纷纭，独无二禹，久之徐为一言，众莫不慑服。有舆论不一，须上闻者，既以闻，卒从先生言。其在上前，遇事尽言，不计利害，每辨论人才贤否，解翻人过失，一出於公，不以恩条为轻重取舍。至於献可替否，有旋乾转坤之力，然未尝与人言。大臣宰相之事，於此见之。
录曰：愚观三杨之遭际，无异前代。以今目录之所书，有房杜推让之风，水东之所记，有平勃自牖之势；文集之所序，有韩范居身之本。其所以出幽就明，建功立业，智哉若人也已。录之。
平江伯陈谊周旋有智略。靖难，师至江北，谊知天命有归，率舟师迎济，封平江伯。时北京军储不充，命公岁董运百万石，道海给之，建百万仓於直沽，尹儿漫城天津卫，籍兵万人戍守，漕洲所经海岛，夷人畏惮，悉避匿，公下令俾出为市，而遣官监临平，其直无敢哗，人两便之。既建北京，罢海运，公建议造浅嵯二千艘，初岁运二百万石，后增至五百万石。疏清江，浦引水，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，以兔外河风涛之险，就管家湖筑堤亘十里，以便引舟。开仪真、瓜州二坝潮港之湮凿，吕梁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势，筑沛县刁阳湖、济宁南旺湖长堤，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，筑高邮湖堤，堤内凿渠，亘四十里，以通舟，南北造梁以便行。自淮至临清，相水势高下，建闸四十有七，以时启闭，皆舟楫通行永远之利。又沿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，舍置导浅夫，沿堤凿井、树木以便行。凡虑为之周，而事为之果。
录曰：愚观是时，南北未通，天乃笃生异人於大江之济。虽欲勿用山川，其舍诸。呜呼，始以平江封，终以济川显。《书》曰：若济大川，用汝作舟楫。斯言当不诬矣。而庙祀至会，血食不废，其亦以此也夫。
周文襄公忱初登进士，选庶吉士曾菜等二十八人，公自陈愿进学其间。太宗喜曰：是真有志者。命增入。后历官工部侍郎，巡抚南畿，凡二十二年。沉敏多智，为人谦恭，言苦不出口，而谋虑探长，善采众论。凡所猷为，必咨之细民父老及守令，而后决之。於己尤善记忆，有奸民以断理数事尝公者，曰：汝於某事某处，吾已庾之，何为复言。吏於税粮有所欺隐，必曰：某年拨其处若干，某年存留若干。以籍验之果然，吏惊服以为神。初苏州税粮负欠七百九十余万，常松亦然，屡遣官催迫，未能就绪。公至询父老，皆云苏松民俗，大户不出加耗，以致小户连累纳欠；乃使大小户一例加耗，奏行南京，铸送铁斛，於是出入均平旧例，不许团局收粮。公曰：此负欠之由也。遂令各县於水次推一人总之，名曰总。收定与加耗各有定则，除拨运外，自羡存积在仓，号曰余米。至次年，各照加臧征收，依前拨运外，犹有附余，令各县造仓一所，名曰济农，将剩米运入，以备赈济，或农民缺食，及运夫遭风、被盗者，听给借纳，秋成抵斗还官。凡官府织造，供应军需之类，尽出於所积余米。盖民赋岁一石五斗之外，漠然不见化役之及，而官府无复科索之扰。诸县学校先贤祠，各郡桥梁河道，多所修茸浚治，一切取诸余米。人争为立生祠，没因以祀之。其后户部言，济农余米，失於稽考，奏遣曹属，尽数归之官。於是征需杂然，通负自若，人益思公焉。
录曰：王文恪公论都御史何镒曰：夫财生於地，成於天，而理之存乎人。理之有法则，以不足为有余；理之无法则，以有余为不足。其张弛赢缩，一视其人。若文襄者，真其人哉。故每每举之，以为巡抚之法。昔者江南诸郡数苦大小公私悬罄，比岁丰稔相仍，粒米狼戾。亦尝究其故乎，此人事，非天时也。及当何公巡抚之时，江南大饥，上据荒十二策，得兑军留州禄米、军储诸费八十余万。於是江南诸府在在充物，时议浚。吴松白茅港方以费无所出，乃请以充军诸费充焉，用米至二十八万而不为费。此役成，而东南无水息矣。则岁之丰凶，率归之天时，可乎。所谓以不足为有余者，非是之谓与。此文襄之智，至今犹思之也。
知苏州府况钟，初由小吏事尚书吕震，震荐其才，授礼部仪制司主事，进郎中。时仁庙初政，令在京五品以上，各举所知，钟乃举左春坊张宗硿。仁庙召问杨士奇曰：人皆荐外郡下僚，钟何乃举朕宫官。士奇曰：臣与王直方欲拟荐，不意遽为所先耳。仁庙大喜曰：钟知宗涟，亦可谓贤矣。盖已有向用意。宣庙即位，大臣奏苏州大郡，繁剧难治，擢为知府。至即黜属官贪暴五人，庸懦十余人，遂与周巡检讲究收粮之法，由永乐间转输北京，饷道辽远，粮以一征三，府二百七十万石，加征至八百一十万石，除正供及仪舟船之费，羡余皆为粮长所匿，乃议别立粮头以分其势，除兔旧征三分之一，以其二之一为转输费，余米皆入济农仓，以为来年经费之本由。是年马草米数十万石，夏税折布丝数十万斤，绢数十万匹，小麦数十万石，皆以余米代纳。而凡杂出供费，亦以此买辨。上不失征科之期，下无毫发於民。遇灾旱，辄发赈之，每活辄数十万人，其惠利及於贫困者无穷。至九载满去，阖郡民扣阍乞留，至八万余人，遂遣再任。后以疾卒，民竞立祠祀之。
录曰：耗者前此苏松民俗，大户不出加耗者其此类欤。时上有仁庙之君，又有文襄之臣，钟之智惠，若鸿毛之遇顺风耳。不然以小史而干，朝廷荐举之大宰相方且后之；以一守而廑八万扣阍之人朝议方且从之，难乎免於今之世矣。录之。
弘道录卷之四十竟
